作者：李玉輝（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中寫道：“魯迅先生喜歡吃一點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這印象與郁達夫所記述的差不多：“他（指魯迅）的量雖則并不大，但卻老愛喝一口。”關于魯迅喝何種酒，蕭紅說：“魯迅先生吃的是中國酒，多半是花雕。”郁達夫說得更詳細：“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不多。”魯迅說：“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時候，母親常提到父親喝了酒，脾氣怎樣壞，母親說，長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親那樣子……所以我不多喝的……從來沒有喝醉過……”

在給楊晦的信中，詩人馮至寫自己與郁達夫喝酒的場景，詩意十足，“他約我到他家喝了一點白干。歸來正是斜陽淡染林梢，新月如眉，醺醺欲醉了！”馮至也曾泡過酒館。在哈爾濱，有一段時間里，“泡酒館幾乎成為他每天晚間的功課”。在給楊晦的信中，馮至寫道：“有時同純璞于夜半到街上酒館中喝一點酒。酒中總是談到京津的友人；這樣地度著北地的冬天的長夜。”馮至在《北游及其他》的序中寫道：“雪漸漸地多了，地漸漸地白了，夜?jié)u漸地長了，便不能不跑到山東人的酒店里去喝他們家鄉(xiāng)的清酒。”

獨酌是寂寞的，喝酒，人一多就熱鬧了。20世紀30年代，國立青島大學在校長楊振聲的主持下，邀請大批文學家、學者任教，可謂群賢畢至，極一時之盛。梁實秋在《酒中八仙——記青島舊游》一文中，寫到了國立青島大學的“酒中八仙”。當時的青島情調(diào)枯寂，“故每逢周末，輒聚飲于酒樓，得放浪形骸之樂”。酒量是“每夕以罄一壇為度”，酒具是“大大的淺淺的”酒碗，喝法是“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酒酣后醒酒則用“一大碗酸辣魚湯”。除了梁實秋外，席上的作家尚有“身裁修偉”“蘊藉風流”的楊振聲，“痛飲酒，熟讀離騷”的聞一多，“有詠雪才”“沖淡樸素”的方令孺。

學者兼詩人朱自清也有醉酒的時候，酒后甚至大講英語。他還在日記中告誡自己，“以后飲酒不可過量，戒之”。朱自清日記中還記載過朱光潛的酒量。1941年2月7日，朱自清參加馮玉祥將軍的晚餐會，“我們在盛開的梅花樹下用餐，陽光融融，溫暖宜人”，當日朱光潛也參加了宴會，日記寫道：“遇孟實（朱光潛字），發(fā)現(xiàn)他酒量甚大，較我尤能豪飲。”1943年10月23日，朱自清參加了馮至夫婦在西語樓舉辦的宴會，當日日記中寫道：“馮酒量甚大，給人以‘罐子’之感。”

在嚴文井的筆下，住在北京胡同里的趙樹理常有小酒相伴。“他愛酒，但量不大。他常上胡同口一家小酒館里獨酌。好幾次他很得意地對我說，‘今天晚飯又是三菜一湯’。不待我問，他就道出了那‘三菜’：一為花生仁，二為豆腐干，三為蒜腸。諸如此類。只是我忘了那‘一湯’是什么，不外‘二鍋頭’或別的什么酒。”

詩人、翻譯家穆旦也飲酒，在巫寧坤的印象里，“良錚愛喝一杯，但從來不過量，有時他特地騎車到官銀號一家老店去買一些醬牛肉之類的酒菜，捎來我家小飲。三杯兩盞下肚，海闊天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晚年時，穆旦“每天飲一點酒，但不多”。有時候，穆旦會和他的小詩友郭保衛(wèi)喝上幾杯。在東村70號昏暗的平房里。穆旦曾說過：“我喝一杯酒，可以清醒一下了。”于是，架著拐的穆旦指揮郭保衛(wèi)炸了花生米，“炸熟了花生米，又取出兩個杯子，我們隔桌而坐對酌起來。他雖未多飲，但他那邊飲邊聊的喜悅之情，激勵著他，感染著我，也洋溢在那已經(jīng)昏暗了的小屋里。”穆旦在《冬》一詩中寫道：“我愛在淡淡的太陽短命的日子，/臨窗把喜愛的工作靜靜做完；/才到下午四點，便又冷又昏黃，/我將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

臺靜農(nóng)常言：“痛飲酒，談離騷，可為名士。”這話聞一多也說過，不知誰先誰后。臺氏也是好酒之人，能得酒中趣，勸酒也是有一套說辭，往往以酒能祛暑勸人夏日飲酒，又以酒能御寒勸人冬日飲酒。又常常引用一句名言：“喝酒往往不要命。”不過，喝酒無礙臺氏米壽而卒。所謂“小酌怡情，大飲傷身”，此物雖可愛，不可不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