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紹俊（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十多年前，彭學明寫了一部長篇散文《娘》，真實描述了他與親娘的骨肉親情。他那真誠的懺悔和抒情性的文字，把讀者感動得涕淚雙流，圖書出版后多次印刷。我問過他，接下來是不是應(yīng)該寫爹了？他笑而不語，好多年過去了也不見動靜，我以為他不會再為爹寫一本書了。其實爹的形象早已牢牢刻印在他的心頭，他只是不想寫成與《娘》相似的一本書，而是要尋找到一種表現(xiàn)爹的最佳方式。現(xiàn)在他終于找到了，馬上一鼓作氣寫了下來。如今，厚厚實實的《爹》（山東文藝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發(fā)布的“中國好書”2023年12月推薦書目）兩大冊擺在我的面前。

彭學明通過對爹一生經(jīng)歷的了解和追問，鋪陳出一部湘西父輩為家為國的壯麗史詩，其感染力絲毫不輸于《娘》。但他采取了一種完全不同于《娘》的寫法。《爹》既是《娘》的姊妹篇，又是《娘》的升級版。我以為應(yīng)該將這兩本書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娘》重在寫情，《爹》重在寫義，合在一起，有情又有義；《娘》重在寫家事，《爹》重在寫國事，合在一起，洋溢著濃郁的家國情懷。

《爹》的突破首先從文體開始。《娘》基本寫的是家事，采用散文文體，傳遞出強烈的真實感和親情感。而《爹》由家事推演到國事，記錄社會和時代的變遷，如果僅僅著眼于家里的真實，顯然格局太小。于是，彭學明大膽將散文和小說兩種文體融合在一起，便于在大量真實人物和事件的基礎(chǔ)上進行藝術(shù)化的虛構(gòu)。這就打通了虛構(gòu)與非虛構(gòu)的界限，讓敘事和抒情兩種敘述方式交替進行，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爹》作為小說，有一條清晰的情節(jié)線，即小說中的“我”——爹的兒子對爹從恨到愛的情感轉(zhuǎn)變。《爹》在《娘》中早已埋下伏筆，爹在“我”還未出生時就拋棄了妻兒，“我”因此把自己與母親遭受的苦難完全歸咎于爹。直到有一天，“我”的五叔很認真地說：“你的爹是天下第一好的人，他是用命把我們兄弟姊妹養(yǎng)大的。”于是，“我”開始傾聽長輩們講述爹的往事。五叔和武豪干爹輪番把爹那些俠肝義膽的事情說給“我”聽，“我”內(nèi)心的堅冰一點點在化解。爹12歲時就死去了爹娘，還有四個弟弟妹妹，他要擔當起這個家庭“父親”的職責。爹非常聰明，他學會木匠手藝，成為當?shù)丶夹g(shù)高超的彭木匠。爹不僅把弟弟妹妹們養(yǎng)大，還樂于跟隨正義之士懲惡揚善。“我”終于認識到，自己的爹是一個有大情大義的爹。當年爹沒管妻兒，也是有難言之隱，因為爹要恪守自己對戰(zhàn)友的承諾，照顧好戰(zhàn)友的父母，“爹的前半生一直是義無反顧地為國家和民族流血、犧牲，后半生則一直在還債，還親情債、還兄弟債、還戰(zhàn)友債，最后還要還婚姻債、愛情債”。

這是一個多么真實而偉大的爹！爹的前半生都在為國征戰(zhàn)，后半生都在為家操勞。為了保衛(wèi)蘇區(qū)，爹跟隨武豪干爹冒著被國民黨殺頭的危險，為賀龍、任弼時領(lǐng)導的紅二、紅六軍團偷運糧食和鹽巴；為了保衛(wèi)國家，爹跟武豪干爹一道勞師遠征到淞滬、嘉善阻擊日寇，在長沙保衛(wèi)戰(zhàn)、常德保衛(wèi)戰(zhàn)、湘西會戰(zhàn)、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等戰(zhàn)場出生入死、英勇殺敵；新中國成立后，爹不僅含辛茹苦地擔負起自己一家的責任，更擔負起武豪干爹一家和彭勝虎一家的責任。爹是名副其實的抗日英雄、剿匪英雄，可從沒有以英雄自居，也從沒有因為備受誤解而頹廢和失落。爹人生的多彩而堅忍、人性的純樸而善良、人格的平凡而高尚，令人肅然起敬。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父親是一家之主，還必須走出家庭，擔負起一定的社會責任。彭學明通過追尋爹的一生，也在思考“父親”這個詞的分量。在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中，不僅都有爹的身影，還有很多像爹一樣義無反顧、前赴后繼的父輩們。這些父輩們?yōu)榱艘环矫癖姷暮推桨矊幣c全民族的福祉興旺，不惜流血犧牲。彭學明由此意識到，爹其實是一個復數(shù)，他不僅要寫個人的爹，還要寫天下的爹。他通過寫天下的爹，寫出了一部湘西父輩的壯麗史詩。小說還寫到，父輩的兒孫們都有了出息，有的成為土木專家，有的在大學教書，有的辦起旅行社，有的在網(wǎng)上直播帶貨……但他們都沒有忘記父輩們的奉獻。于是他們就將爹和武豪干爹當年居住的地方建成一個“我們的父輩”展覽館。

《爹》的價值就在于，彭學明通過自己與父親有過特別情感的故事，重新闡釋了父親的意義。家庭倫理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心。父親不僅承擔著責任，也意味著威權(quán)，父親曾經(jīng)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以此為基礎(chǔ)建立起的父權(quán)制社會結(jié)構(gòu)綿延了上千年。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如何重新闡釋父親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在現(xiàn)代文學的反封建作品里，往往會出現(xiàn)一個陳腐、老朽的父親形象，他頑固維持著舊體制和舊傳統(tǒng)，打擊年輕人的熱情，如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爺。但革命的潮流沖決了舊世界的堤壩，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世界。于是，在革命文學系列中，一個革命者的父親形象誕生了。他們是推翻舊制度的功臣，如梁斌《紅旗譜》中的朱老鞏和朱老忠父子倆。父親朱老鞏雖然在與地主馮老蘭的斗爭中失敗，但他的不屈精神傳給了兒子朱老忠，使其最終成長為一名具有共產(chǎn)主義覺悟的農(nóng)民英雄。父親作為革命英雄的化身，構(gòu)成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的主旋律。從新時期文學起，這一局面發(fā)生了改變。年輕一代抱著叛逆精神向父親發(fā)起挑戰(zhàn)，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公開質(zhì)疑父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文學作品中的父親形象有些暗淡無光。進入21世紀，人們期待文學作品能夠塑造出由偉大歷史變革造就出的新的父親形象。彭學明的《爹》正是呼應(yīng)了這一社會共情。他直接就以父親的稱呼“爹”作為小說的書名，不就是要告訴人們，他要通過這部小說來重新闡釋“父親”的意義嗎？在尋找和呼喚爹的過程中，他“不但認識了自己的爹、個體的爹，更認識了更多共性的爹、集體的爹、湘西的爹、中國的爹”。他情不自禁地以抒情的文字表達他對父親的重新認識，贊美“我們的每一個爹，都是一座高山”“祖國每一處壯麗的山河，都有爹們的身影”。就讓我們跟隨《爹》再一次領(lǐng)會父親、父愛的含義和意義吧。